歷代帝王將​王羲之​炒成“書聖”

漢字書寫作為文人之必備,作為一種高尚藝術行為,發展到東晉時代,已經是諸體皆備,且呈現出明顯的社會教化功能的流向和氣質。王羲之時代的中國書壇文化可謂百花齊放。此時,若論書法技藝和成就,可以說,王羲之隻是百傢中的一傢,甚至最初處於劣勢,直到身後百年,才聲名鵲起,成為“書聖”。

王羲之成為千古“書聖”,除瞭他自己的努力之外,值得考慮的一個因素是歷代帝王的推崇。歷史上曾出現過三次大規模的學王羲之書法高潮。也正是這一次次的帝王推崇的學王高潮,一步步夯實瞭王羲之千古“書聖”的盛名之基。

第一次學王高潮是在南北朝時期,主推手是梁武帝蕭衍。梁武帝把當時的書法排位由“王獻之—王羲之—鐘繇”轉變為“鐘繇—王羲之—王獻之”。雖然王羲之仍排在鐘繇之後,但超過瞭王獻之,這是極大的轉變。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書品》,也列王羲之書法為“上之上”,因而輿論遂定。

第二次學王羲之的書法高潮在唐朝,主推手是千古一帝唐太宗。唐太宗不僅廣為收羅王羲之法書,而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贊辭。通過廣泛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