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虛”之用​ ​——從毛澤東批註​李世民​的工作方法說起

唐朝貞觀二年公元628年)，禮部侍郎李百藥在朝廷討論封建諸侯的時候，寫瞭篇《封建論》呈給唐太宗李世民。這篇文章關於封建諸侯的觀點似乎已被人遺忘，但其中說的李世民執政治世之道卻被毛澤東註意到瞭。李百藥說：李世民平定四方，用懷柔政策，不急功近利，勞民損兵；不貪圖遊樂，每早視朝，用心聽取各種建議，出言周密；罷朝後和大臣們推心置腹討論是非；晚上同人高談經典文事。毛澤東在《舊唐書·李百藥傳》所記這段話旁批註：“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李百藥概括的李世民這四個特點，是說他的決策風格和他每天的幾大主要工作安排。毛澤東以“工作方法”稱之，自是政治傢讀史的旨趣所在。在李世民的這四種“工作方法”中，後兩種顯然屬於“務虛”之舉，似乎格外受到毛澤東的重視，從這裡也反映出他在領導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的考慮和特點。

關於李世民的後兩種工作方法，李百藥的原文是：“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才及日昃，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顯然，此兩舉都不是直接處理具體的或緊要的政務，多半屬於務虛性質的討論和閑談，時間均在上午罷朝之後和傍晚夕陽西斜之後。討論事情的是非曲直而“備盡肝膈”，足見相互暢談的坦誠氣氛；和文人們高談典籍詩文，中間還插說些抽象的“玄言”，就更是自由自在的務虛之舉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