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定律”的本質是枝幹之爭

史照鏡鑒

●付志宇(學者)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的一段話被後人歸納成為一條定律，即一個朝代在開國之初實行輕徭薄賦，隨著政府支出的擴張開始征收各種新稅，最後因稅負過重導致滅亡。而新的朝代對前朝的各種稅制進行歸並，試圖減輕民眾負擔，卻在王朝後期又出現新的稅收。如此往復，即是黃宗羲所言的“積累莫返之害”。黃宗羲以三代“貢助徹”、魏晉“戶調”制、唐“租庸調”制與“兩稅法”、明“一條鞭法”與“三餉”為例，得出歷史上各次稅制改革“利於一時者少，害於後世者大”的結論。

黃宗羲對該問題的看法能否成為嚴格意義上的定律實在值得推敲。且不說分析方法上的漏洞，一個簡單的歷史常識就是：如果每次稅改都是害大於利，中國的稅制又如何能進步？如果隻征收土地稅，而沒有工商稅收，社會經濟又如何從農業社會進入工商業社會？黃宗羲將該問題列於《田制》一章之中，其隱含的邏輯前提就是他討論的對象是土地制度及其稅收，但實際上他將不同性質的稅制混為一談。

有學者從黃宗羲分析問題的邏輯起點出發，得出一些善意卻缺乏理性的論斷，比如建議取消農業稅，似乎一旦將農民排除在納稅人的隊伍之列，將農業收入排除在所得稅的征稅范圍之外，便跳出瞭所謂的“黃宗羲定律”怪圈，成為值得大書特書的豐功偉績。這一歷史性舉措目前尚不宜進行價值判斷，其影響也很難簡單加以估量，但如果僅就歷史本身而論，一旦我們將視域放寬，就能發現黃宗羲所列舉的各次稅改，並非簡單的加稅本身，本質上乃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稅權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