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郭沫若​的心路歷程

近年來郭沫若研究總體上處於某種徘徊之中，具體表現為：建國前的郭沫若研究多，建國後的郭沫若研究少；情緒化的頌揚或貶抑多，學理學術方面的研究少；生平思想創作的梳理評述多，立足當代理論語境發掘其文化價值的少。其中，研究郭沫若的晚年歲月，即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的，尤其少。馮錫剛先生的一本32萬字的學術專著《郭沫若的晚年歲月》可謂是郭沫若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收獲。

該書圍繞郭沫若是“一身而兼三任的文學傢、學術傢、革命傢”這一特殊身份展開論述，在波詭雲譎的“文革”大背景下，鉤沉、考證史實，梳理、辨析史料，詩史互證，論從史出，對郭沫若的晚年歲月作瞭不乏新意的闡釋。

書中對晚年郭沫若革命傢心路歷程的解讀，最精彩。“郭沫若也在政治漩渦中苦苦掙紮”，實為全書的點睛之筆。“文革”作為一場“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郭沫若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郭沫若憑其詩人的敏銳，感覺到形勢發生瞭微妙而重大的變化。從1965年起，他就開始取一種“適度靠近”黨內意識形態專傢的姿態，在組詩《大寨行·重到晉祠》中稱贊康生：“康公左手書奇字”；在《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中，他“公開引用康生的觀點及其提供的五條史料作為立論的重要依據，在文章中公開寫明陳伯達向他推薦的重要史料的出處”。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公開點名批判吳晗。郭沫若也寫過歌頌海瑞的詩文。1966年元月下旬，身為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向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寫瞭辭職信，馮著分析說，這是“投石問路”。不久，郭沫若的文壇摯友田漢和史界知己翦伯贊，相繼被報刊點名批判。4月10日，在人大常委會上，郭沫若全盤自我否定，說“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該書分析，從中可以看出，“文革”伊始，郭沫若即做好瞭思想準備，把自己擺在“革命對象”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