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山皕： “隻馀未死一悲歌”——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的管見

陳寅恪先生是我所景仰的前輩大師。記得在年輕的時候，因病休學在傢，不願讓時間空過，便大量閱讀書籍。當時對歷史產生瞭興趣，特別是唐代的歷史。一位在大學工作的朋友為我提供瞭許多讀物，其中就有陳寅恪先生的著作。給我印象深刻的是過去讀白居易《琵琶行》，一句“幽咽泉流水下灘”，怎麼講都難以講通。後讀到陳先生《元白詩箋證稿》，指出“水下灘”實為“冰下難”，一下子就把我多年的疑難解決瞭，使我對陳先生不勝欽佩。後來又讀瞭陳先生其他的作品，以及有關陳先生的資料，使我對先生的學養和品格，還有他治學的精神，有瞭更進一步的認識。

前不久,與幾個朋友談論陳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別傳》，各執己見，爭論不休。為瞭與朋友辯難，乃重翻舊書，再讀陳先生的《柳如是別傳》，及有關資料。隨著讀書的深入，我漸漸失去瞭辯難的興趣，沉浸於另一種思考之中。陳寅恪先生為什麼寫《柳如是別傳》？這個問題，註傢蜂起，有各種不同的答案，有辯誣說，有女權說，有自娛說，有治史說，有載道說……見仁見智，各有道理。竊以為，陳先生窮十年功力，成此巨著，必有深意，絕非無所事事、為打發歲月的消閑之作。從陳先生兩篇重要文字《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和《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看，研讀陳先生著作，還是應該從先生一生守護的中華文化，和一生致力的歷史研究著眼。陳先生和王國維先生一樣，生逢亂世，對中國固有文化的沉淪有著巨大的痛苦，而對中華文化的守護、開拓，又有責無旁貸的擔當。這樣設想也許對陳先生的心路略得一二。不揣淺陋，寫出自己的一點管見，以求正於方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