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從尊孔到反孔的大轉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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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原來是尊孔的。“五四”時代,“打倒孔傢店”是一個響亮的口號,對此,郭沫若卻有不同看法。他在給宗白華的信中說:“孔子這位大天才要說他是政治傢,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義;要說他是哲學傢,他也有他的‘泛神論’底思想;要說他是教育傢,他也有他的‘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底動態的教育原則;要說他是科學傢,他本是個博物學者,數理的通人;要說他是藝術傢,他本是精通音樂的;要說他是文學傢,便單就他文學上的功績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難推倒的:他刪《詩》、《書》,筆削《春秋》,使我國古代文化有系統的存在,我看他這種事業,非是有絕倫的精力,審美的情操,藝術批評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說孔子是個‘宗教傢’、‘大教主’,定要說孔子是個中國的‘罪魁’、‘盜丘’,那是未免太厚誣古人而欺示來者。”
20世紀40年代,郭沫若發表瞭《十批判書》,更是系統地表達瞭肯定孔子思想的觀點:“孔子是由奴隸社會變成封建社會的那個上行階段中的先驅者”,“孔子的立場是順乎時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同時,他還對秦始皇進行瞭尖銳的批判,認為“秦始皇統一中國是奴隸制的回光返照”。這種見解和他的“人民本位”歷史觀是一致的。當時,他提出這些見解,一方面出於他原有的學術信念,同時也是有意用秦始皇來影射蔣介石,批評蔣介石的獨裁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