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龔自珍、​魏源​的不同性格

龔自珍和魏源有很深的交誼，同在劉逢祿門下研習今文經學，常常作“促膝之談”；同任內閣中書時，又時時相聚飲酒賦詩，縱論時弊。魏源離京後，龔自珍深感孤寂地嘆息：“默深去後，更可緘舌裹足，杜絕諸緣。”道光十五年1835)後，魏源遷居揚州絮園養親，龔自珍自都中歸，必過園留宿。他曾為絮園書一對聯：“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綜一代典，成一傢言。”道光二十一年，龔自珍逝世前不久，還一至揚州，宿魏源園中。二人曾約定，“孰後死孰為定集”。待龔自珍逝去，魏源即受其子龔橙之請，親手校訂遺稿，編定《定盦文錄》12卷、《定盦外錄》12卷，並為之《敘》。

實際上，這兩位齊名於世的密友性格迥然相異。龔自珍性情豪邁，“嗜奇好客”，多出奇僻激烈之言，又“喜與人辯駁，雖小屈，必旁征博引以伸己說”。他抨擊時弊常常不顧忌權貴，罵坐之言，隨口而出，被人譏諷為“龔癡”。魏源則“默好深湛之思”，喜獨居一處，晚年尤寡言，雖見門生親友，“接二三語，便寂對若望”。他深為龔自珍的放蕩不羈性格擔憂，曾致書勸說：“近聞兄酒席談論，尚有未能擇言者，有未能擇人者。夫促膝之言與廣廷異；密友之爭與酬酢異。茍不擇而施，則於明哲保身之誼深恐有悖。”“此事要須痛自懲創，不然結習非一旦可致，酒狂非醒後所及悔也。龔自珍也曾試圖壓抑自己胸中憤世嫉俗的不平之氣，幾度戒詩，燒詩，但戒瞭又作，作瞭又戒，甚至為戒詩而作詩：“百臟發酸淚，夜湧如源泉；此淚何所從，萬一詩崇焉。”他對現實的叛逆性格終已鑄就，一出都，鞭撻時弊的詩作即如連珠泉湧。其實，魏源內心對龔自珍的性格和政治、學術見解十分欽敬，並引為同志。他在贈別龔自珍詩中把兩人共比為：“天昌二鳥鳴，同謫胥江浦，使為世所■，又為譏所俯”，“誓回屠龍技，甘作亡羊補！”使他們緊緊吸引在一起的，正是這種強烈不滿現實企圖挽回頹危的抱負和意氣。但腐朽沒落的中國封建社會，已經容不得這樣傑出的人才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