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蕓 |​ 湯顯祖​《牡丹亭》東傳朝鮮王朝考述

湯顯祖《牡丹亭》東傳朝鮮王朝考述

內容提要：古代朝鮮王朝的燕行文人及其結交的清朝文友，是湯顯祖《牡丹亭》東傳的主要推動者。湯顯祖詩文曾因《列朝詩集》等書籍的傳入而為李朝文人所關註，《牡丹亭》的東傳，則進一步激發瞭李朝文人對湯氏其人其作的興趣。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牡丹亭》因李德懋、樸齊傢等人的燕行而被帶入朝鮮半島，這既是一次偶然的“文學史事件”，也具有重要的樣本分析的價值，體現瞭古代東亞“人物往來”、“書籍流轉”與“知識環流”的某些特征。

原文出處：《文學遺產》2016年第3期。

作者簡介：程蕓，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

湯顯祖《牡丹亭》的域外傳播是“湯學”領域的重要問題，然而，研究者通常關註西方的情況，對東亞地區《牡丹亭》的流播則有所忽視。事實上，《牡丹亭》早在清順治三年(日本正保三年，1646)即流入日本，是江戶時代東渡次數較多的中國戲曲文獻①。本文勾輯古代朝鮮王朝漢文燕行文獻(通稱“燕行錄”)中的資料，並輔以其它相關記載，試圖呈現《牡丹亭》東傳朝鮮半島的某些痕跡，並發掘其潛在的文學史意義。

明清時期朝鮮文人的“朝天”或“燕行”以使團出行為主，這種受制於“朝貢關系”(“宗藩關系”)的人物往來，也經常伴隨著書籍的輸出與流入，成為中朝兩國之間極為重要的文化交流形式。《牡丹亭》完成於明萬歷時期，晚明的朝天使者接觸到《牡丹亭》的機會並不大，因為明朝嚴格限制使臣的在華行為。清初大抵沿襲這一政策，直至康熙後期鑒於天下大定，不再禁止使臣觀遊，於是，中朝文人的直接交流更為頻繁，朝鮮文人對中國社會的接觸也更為深入而細致。某些有幸燕行的使臣及其隨從，在記錄中國“見聞”、追思中國“記憶”或描繪中國“想象”②的同時，也以一種不經意的方式推動瞭《牡丹亭》的東傳，及其相關的文學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