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對自然秩序與道德價值的思考——以張載為中心

儒學的核心問題是天人關系問題，這一問題不僅表現為子貢“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感慨，表現為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宏願，也表現在張載“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的論定中。因此，這一問題可以說是貫徹儒學始終的問題。但對於這種貫徹始終的重大主題，不同時代的儒學卻可以根據不同的視角作出不同的探索與回答，——這又構成瞭儒學發展的歷史性與時代性;而不同時代的儒學，其借以區別的標志，往往也就體現在對天人關系不同的把握視角上。

具體到宋明理學，它的一個根本性任務，就是對天地萬物作出本體論的思考和論證;這樣一種任務，同時也表現著其作為新儒學對佛老之空、無本體論的一種創造性回應。至於張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①，其實也表現瞭理學傢經天緯地的關懷。但是，當理學傢在這一規模的基礎上展開其“造道”追求時，一個基本性的前提卻在於：我們究竟應從自然秩序出發來說明道德價值呢?還是應從道德理性出發給天地萬物以人倫道德的觀照?在宋代，大多數理學傢對這一問題作出瞭明確的回答，這就是必須以道德價值來說明宇宙天道的自然秩序。這一點正是理學之為理學的標志。宋明理學這一形成上的特色不僅從根本上決定瞭研究理學的途徑，而且也決定著對理學推陳出新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