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下的逆向民族主義者​譚嗣同​

中國所謂的近代，如果有特指的話，即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至於1911年這段特定的時空。此正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這個階段，我們大致可以分為兩期第一期自鴉片戰爭開始一直到甲午戰爭時期。第二期則是甲午戰爭時期至於清王朝滅亡。在第一期期間，晚清政府雖然被火燒瞭圓明園，但是還是相當牛逼的鎮壓瞭各地農民軍起義，包括中國歷史上最為強大的太平天國運動，實現瞭所謂的同治中興。在此期間，有曾國藩等一應名臣主持大局。總體而言，整個帝國雖然一直在割地賠款，但是大傢並不對中國文明絕望。對於留洋出使歸來誇言西洋政體美備的大臣，一律政治上冷凍起來。這時候，大傢對西洋人、對於現代化的認識，大抵和今天中東阿拉伯人對西方文明世界的認知一樣。儒教徒爆棚的自豪感尚自以為天朝雖然中衰，但隻要師夷之長技，還有與現代西方文明一搏的機會。這時候，即便是開明如曾國藩這樣的聖人，也沒有擺正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位置。雖然也支持瞭所謂的洋務運動，但基本上就是采購軍火，引進西洋火器生產線。所以這一段期間，是完全談不上所謂的中國精英產生自卑感之說。固然曾國藩的幕僚中，有個人思想走的最遠的也無非是興起改朝換代之念，比如趙烈文，但是根本沒有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