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勸學篇》在《​荀子​》及儒傢中的意義

《四庫全書總目》雲：“況之著書，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至其以性為惡，以善為偽，誠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四庫全書總目》，第770頁)這段話當然有很強的針對宋儒的味道，並有回護荀子的意思，但總的說來，還是持平之論。“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的概括，闡明瞭荀子之學的大體；如果再加上“化性而起偽”這五個字，就是對荀學精確而全面的理解。荀子作為戰國末期的儒傢巨匠，活躍在百傢爭鳴的思想氛圍之中，其學問必須在豐富的諸子學背景裡才能獲得瞭解。而尤其重要的，則是儒傢內部豐富的傳統。如果從《荀子》書裡來看，儒傢內部的子思和孟子構成瞭荀子不可或缺的對話者。這種對話直接地表現在《非十二子篇》和《性惡篇》等篇。荀子的很多主張，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看作是對思孟的反動，如以性惡對抗孟子的性善，已經為學者所熟知。本文想以《勸學篇》為主，從學與思的角度，對荀子與思孟的差別進行另一角度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