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辭官歸隱並非“不願為五鬥米折腰”

陶公之求為彭澤縣令不過是阮籍故事的翻版而已。但是，這絕不是王子猷種竹式的名士風流，而是在政治高壓之下岌岌可危的人生命運中的良苦用心和巧妙安排，是一種調節、緩和人事關系的特殊方式。

一般認為，陶淵明的辭官歸隱，是詩人不能“適俗”的個性決定的。真的是如此嗎？陶淵明與此相關的自述都是真話嗎？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瞭解陶淵明與東晉後期政治的關系。

《宋書》卷九十三《陶潛傳》：

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裡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但束帶面見上級長官，在晉宋時代是通例，為何陶公如此難堪？這能構成他辭官歸隱的原因嗎？因為無論何時何地，辭官歸隱對每個知識分子來說都屬於重大的人生選擇。我們試讀《陶淵明集》卷五《歸去來兮辭序》的相關自述：

餘傢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缾無儲粟一，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餘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傢叔以餘貧苦，遂見用為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傢百裡，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