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慶炳：​司空圖​“韻外之致”說新解

唐代是中國詩歌發展的一個頂峰時期。詩人輩出，詩作格調十分豐富。劉勰的藝術理想——風骨，得到真正的建立。在唐代，詩論也十分發達，如王昌齡的“物境”、“情景”和“意境”理論，皎然的“取境”理論，陳子昂的呼喚“漢魏風骨”，李白的“清水出芙蓉”的藝術追求，杜甫的“轉益多師”和“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詩學觀點，白居易的“補察時政”和“泄導人情”的儒傢新觀點，韓愈的“不平則鳴”和“文窮益工”說，等等，都具有相當的理論價值。但從原創性的角度和影響而論，則司空圖的“韻外之致”說，更具有理論的深度和現代意義。

晚唐時期的詩歌創作與詩學發展，跟晚唐社會環境有著密切關系。在那個時代最有才華的詩人李商隱去世之後的第二年，也就是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60)，浙江東部爆發瞭裘甫領導的農民起義；唐懿宗咸通九年(868)，龐勛起義；唐僖宗乾符元年(874)，王仙芝起義；第二年，875年黃巢大起義。這些農民起義前後經歷十年之久，范圍幾達半個中國。起義最後雖然失敗瞭，但唐帝國的根基已動搖。加上朝廷內部宦官之爭、藩鎮之爭日益惡化，唐帝國走向滅亡的日子終於來臨瞭。在這一政治環境和社會狀況中，知識分子的心理雖因政治態度的不同而有所區別，但總的趨向是一致的，那就是覺得“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都帶有末世的悲哀感，雖然他們選擇的道路有出仕與歸隱的區別，但都是在無可奈何中掙紮。在詩歌創作中有的人呼喊民生疾苦，希望恢復儒傢詩教；有的則追求淡薄情懷，希望能從詩歌的吟詠裡尋找到自己的精神的避風港，保持心境的平靜。皮日休、杜荀鶴等屬於前者，他們的詩學主張是儒傢的詩教：“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戒乎政。”《正樂府序》)但他們對已經成熟的儒傢詩教並沒有新的補充，所以他們的詩學對後代的影響很有限，倒是另一派詩學傢，即熱衷於淡泊情懷的人們，他們上承道傢的傳統，以及唐以來王昌齡、皎然的“意境”論的資料，著重總結王維、韋應物等詩人的山水田園詩歌創作經驗，把道傢系統的詩學思想向前推進瞭一步。代表人物是司空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