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嵇康集》

近幾年國學逐漸地有些發起熱來，在這個熱流中，由中央電視臺《百傢講壇》發出的貌似國學的熱浪實在不可太小覷。雖然那些教授們所治所講的其實談不上什麼國學，但是他們對於推動大眾對國學的熱愛、從而去閱讀去研究，那作用是不能否定的。盡管國學的發榮滋長其實還有更深層次的背景在裡面。

伴著這個熱，再加上熱心的人們的倡議與組織，舉辦一些大眾化的活動是很自然的事兒。比如通過網絡投票選舉國學大師即是一例。在那次選舉中，魯迅先生榜上有名，這本身即體現瞭大眾的認可。跟幹任何事情一樣，不同的聲音總是會有的。其實早在15年前的1992年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就出版瞭一套《國學大師叢書》，第一輯第三種就是《魯迅評傳》。國為它是第一部專題談論魯迅的國學成就的專著，從今天來看，就不免有些不完不備，稍微淺些，但是由此可見，把魯迅視作國學大師不是現在人的突發異想的創舉，而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瞭。

魯迅在國學方面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功勛也是卓著的，雖然魯迅反對青年讀中國書，但是結合當時的政治形勢政治氣候來看，一點兒也不是怪論。在寫小說方面，魯迅以他的短篇小說開創瞭中國現代短篇小說創作的一個新局面，是一個成績斐然的小說傢。在雜文寫作方面，魯迅不但首先運用瞭這一文體，並且在他手中又使這種文體創作達到一個巔峰，這不但可以見出他是一個偉大的文體傢，其中還彰顯出他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傢和民主鬥士的品格。他的散文、散文詩、舊體詩也非常可觀，自成一傢。而在校勘整理古籍方面，他卻繼承瞭乾嘉學派的衣缽，純然一個嚴謹的老儒。

這當然首先得益於他所受的良好的傳統教育，使得他對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有一個整體的接觸與認識，也使他對於文言文寫作有一個很好的把握。魯迅早年的譯著都是文言文。新文化運動以後，他雖然與甲寅派頑固地使用古文寫作者進行鬥爭，但是他也不時地使用文言，例如那許多舊體詩、《姿淑的信序》以及他在校勘輯錄各種古籍時所寫的序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