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北根|華北事變前後蔣介石、汪精衛何以要求德國調停中日沖突
編者按
“蔣介石、汪精衛和日本互相‘親善’的傾向日濃,在中德、德日關系逐漸升溫的情況下,為應付‘華北事變’的危局,蔣自然想到由與中日關系都良好的德國出面調停中日沖突”,作者在文中揭示瞭蔣、汪在此歷史背景下“投靠”德、日的真實目的。本文出自《國民黨與德國的關系:1912-1945》,有刪節。張北根,北京科技大學歷史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在中德關系逐漸升溫的情況下,蔣介石和汪精衛欲求德國調停中日沖突,實現中、德、日經濟和反共同盟。而納粹德國對此也抱有極大的興趣。
蔣介石、汪精衛何以此時要求德國調停中日沖突?他們真的希望中日實現和解和建立反蘇陣線嗎?他們企圖投靠德、日,出賣民族和國傢利益嗎?
1933年《塘沽協定》簽署後,日本使出軟硬兩手策略:侵華日軍按照預訂的軍事行動計劃在華北大肆擴張侵略勢力,而日本外務省積極策劃利用外交手段征服中國的陰謀。南京政府繼續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日軍直接軍事進攻的勢頭減緩,蔣介石企圖對日實現妥協,因此積極推進“中日協調外交”,以便集中力量“圍剿”工農紅軍。1933年7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決定華北軍隊除一部分留駐外,其餘全部南調,向江西集中。其時,由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在華擁有利益的列強自顧不暇,無力與日本在中國展開爭奪,南京政府隻有依靠自己與日本周旋。日本外交擺出的對華友好姿態在南京政府內部的親日派中引起瞭反響,他們主張緩和對日緊張關系,幻想依靠日本給予援助擺脫困境。南京政府內的親日勢力逐漸上升。1933年8月,主張對日強硬的外交部長羅文幹和次長劉崇傑被免職,由汪精衛自兼外交部長,親日派唐有壬任外交次長。10月28日,英美派首領宋子文宣佈辭去財政部長兼行政院副院長職務,其“聯合英美,抵禦日本”主張不受蔣、汪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