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鳴：​張佩綸​與李鴻章的關系

在這批“張藏信札”中，最寶貴的是張佩綸與李鴻章之通信。在即將出版的《張佩綸傢藏信札》第一冊至第三冊中，總數達412封，內含10封張夫人李經璹寫給父親李鴻章的和1封李鴻章回復李經璹的。此外在第十六冊中，還有另行搜集的三信。張佩綸公子張志潛曾解釋說：書信的“外祖文忠公部分諸務，整齊畫一，所得先公函札，均排年存貯。既締姻，先太恭人遂取以歸。自庚辰1880)至戊子1888)一無缺漏，其閑癸未1883)、甲申1884)函牘最多，閑有遺失，蓋亦廑矣”張志潛：《澗於集·書牘後序》，第1頁)。

考張李通信，在1905年吳汝綸編輯出版的《李文忠公全書·朋僚函稿》和1922年張志潛編輯出版的《澗於集·書牘》中，已有部分刊佈。但《澗於集·書牘》中的書信均不標識日期，給使用者帶來不便，也無法建立張李信件往來之完整體系。而臺灣學術界，據說前些年在“中研院”近代史所圖書館也找不到《澗於集·書牘》，文海出版社影印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中，《澗於集》亦缺書牘部分蘇啟昌：《張佩綸與晚清清流集團》，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年，第7頁)。以致李宗侗、劉鳳翰著《李鴻藻先生年譜》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版)時，沒有引用這部對於譜主極為重要之史料，這在兩岸交流尚不充分的年代，曾經造成研究空白。臺灣學者高陽曾在《同光大老》之“殺賊書生紙上兵”一節中說：“有一點鐵樣的事實，似乎研究近代史的人，尚未談過不敢肯定，讀者中倘知有人談過，千乞見告)：此即李鴻章早就選定瞭張佩綸為衣缽傳人。這一個念頭，甚至在張佩綸獲嚴譴後，亦未放棄。”高陽：《同光大老》，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頁)顯然，高陽也未讀過《澗於集·書牘》。在以往歷史作品中，張佩綸被描摹成大言炎炎卻不懂實務的白面書生，是馬江之戰臨陣脫逃的醜角人物，這些作者，其實從未讀過佩綸之奏章、書信和詩文，根本不知佩綸曾是何等重要、何等精彩、敢恨敢愛、有聲有色之人物。高陽獨具慧眼，他對張李關系猜測準確，假若他看到張李通信及本書披露之書札，他筆底波瀾必會更加壯闊，對晚清大時代之描寫也會更加豐富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