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夢龍​的壽寧“公案”

生於明代中晚期的馮夢龍，所編撰的《三言》收有120篇話本小說，其中近一半屬“公案小說”；在《古今譚概》《智囊》《情史類略》等筆記小說中，馮夢龍通過收集整理的故事和各種形式的批註，直接闡述瞭自己的法治理念。

更為難得的是，馮夢龍還是一個司法實踐者。他60歲出任壽寧縣知縣，親筆撰寫瞭近5萬字的《壽寧待志》，在書中留下詳細而真實的記錄。

註重以案釋法

以大案要案顯示法律的權威，寓審判和教化於一體，這種司法教化是震懾壞人，減少案件，最後為“政簡刑清”創造條件的重要手段。審結土豪陳伯進一案後，馮夢龍認為：“今雖申究問徒，未蔽其辜，終當以丹書垂誡。”也就是說，他更註重如何發揮典型案件的“垂誡”作用。於是，他把陳伯進一案詳細寫入《壽寧待志》，希望發揮“以惕其餘”的作用。

壽寧縣過去既有“旌善亭”，又有“申明把惡人劣跡公之於眾)亭”。馮夢龍上任後，發現“申明之典亦久曠矣”。於是，他把一個名叫“符豐”的壞蛋，刻在申明亭上，“符豐者，餘初蒞任時所申也。仇視其族，遍訟各臺，更名借籍，誣殺陷盜，如鬼如蜮，不可端倪”。

馮夢龍所處的時代，貪腐成風，紀綱敗壞，但他仍始終堅持“自律”，提出“司政者可以不兢兢乎哉”的警省。因此，他上任後詳細考察以前歷任同仁的得失，從中吸取借鑒。他調查後認為，舊知縣戴鏜是個難得的好縣官，便為他不能入名宦祠而鳴不平：“戴侯設四隘，詳復民兵，積谷則有準糧之法，征輸則有月限之法……公論咸歸，祀典尚缺，此亦地方之責也。”他瞭解到舊知縣蔣誥，在九嶺上捐錢植松及采取“種松自贖”的靈活司法措施，深為贊揚：“笞罪亦許種松自贖，即此可想其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