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荒唐的一幕：明末太監​魏忠賢​的“生祠”

作俑者是浙江巡撫潘汝楨。他在天啟六年閏六月初二日向皇帝提議，為魏忠賢建立生祠。他的奏疏這樣寫道：“東廠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鑒此兩浙歲遭災傷，頓蠲茶果鋪墊諸費，舉百年相沿陋習積弊一旦厘革，不但機戶翻然更生，凡屬茲土莫不途歌巷舞，欣欣相告，戴德無窮，公請建祠，用致祝厘”。通篇都是顛倒黑白的拍馬溜須之詞，為魏忠賢塗脂抹粉無所不用其極，把虛構的“途歌巷舞”的大好形勢統統歸功於魏忠賢。這種獻媚之舉正中魏忠賢下懷，所得到的“聖旨”——其實就是魏忠賢的意思——如此寫道：“據奏，魏忠賢心勤為國，念切恤民……宜從眾請，用建生祠，著於地方營造，以垂不朽”。明熹宗還為這個生祠賞賜匾額——“普德”，這不僅明白無誤地表明皇帝完全同意為魏忠賢建造生祠，而且以題寫祠額的方式親自為建生祠推波助瀾。此例一開，善於鉆營的官僚敏銳地察覺到魏忠賢和皇帝的態度，趨之若騖，唯恐落後，紛紛在各地為魏忠賢建立生祠，一時間似乎形成瞭一場政治運動。應天巡撫毛一鷺建生祠於蘇州虎丘，薊遼總督閻鳴泰建生祠於薊州、密雲、昌平、通州、涿州、河間、保定，宣大總督張樸建生祠於宣府、大同，山西巡撫曹爾楨建生祠於五臺山，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