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樸學​戴震​復歸儒學原旨

如果僅僅把戴震看成是一位埋頭考據的樸學傢，這是對他的最大誤解。事實上盡管戴震在經學、小學、數學、天文學等領域內達到瞭很少有人能夠達到的深度，但他的最主要的貢獻卻是哲學上的建樹，這也是他區別於其他乾嘉學者的主要方面。

宋明理學發展到末流，往往空談心性，束書不觀。程朱主張“性即理”，陸王高談“心即理”，兩派的後學者不再去“自傢體貼”，各誦先師之言，互相駁難，往往難以論定軌是孰非，逐漸形成瞭一種“寧道孔孟誤，諱說程朱非”的社會風氣，儒傢原旨晦而不彰。自明代中葉以後，一些學者逐漸認識到要解決儒學內部的紛爭，必須“取證於經書”，考據之風慢慢形成。經過明清嬗代之巨變，一些學者認識到空談足以亡國，因此在考據的基礎上，又註意“經世致用”，力圖使儒學成為對國傢、對百姓有用的學問。他們在自己的學術主張中，或糾程、朱之偏、或矯陸、王之失，對宋明以來的理學思想提出瞭不同程度的批評，希望恢復孔孟儒學的本來面目。戴震的學術思想就是這一時代思潮下的產物。

1.故訓名物：明道之具

自宋儒將“道問學”與“尊德性”判為兩途，後世儒者專重於“尊德性”，不重視“聞見之知”，舍訓詁、名物而空談義理。宋代學者黃震曾說，本朝經學“擺落訓詁，直尋義理”。明代心學獨盛，好講現成“良知”，不需要“工夫”就可以直透“本體”，隻要靜坐就可以“致良知”。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針對明代學風之流弊，提出“經學即理學”，主張“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戴震繼承瞭自顧炎武以來的學術傳統，加以發展，提出“由故訓以明義理”、“執義理而後能考核”的學術思想，把“義理”建立在紮紮實實的考據基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