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李贄為官清廉 傢庭清貧女兒餓死於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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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賢坤
“宰相之傑”是古往今來對明萬歷首輔張居正評價最高的經典之語,作此評價的是明朝著名思想傢、文學傢李贄。
張居正是歷史上一個褒貶不一、毀譽參半的傳奇人物。他榮登首輔時,主幼國危。後理政十年,厲行改革,拯朱明王朝將覆之傾,使萬歷時期成為明朝最為富庶的時代,可謂功高蓋世。但由於他疾風暴雨式的改革觸犯瞭一些貴族、官僚和地主階層的利益,死後不到半年,就遭人誣毀,傢產盡抄,爵位皆奪,以致“經萬歷朝無敢白居正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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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贄和張居正雖是同時代人,但他們既非同鄉同學,又未同朝共事,沒有任何個人恩怨。而且他們地位懸殊,一個是高居廟堂、權傾朝野的萬歷首輔;一個則是棄官為民、寓居他鄉、處江湖之遠的佈衣學者。既然如此,李贄為何要冒風險對張居正作出如此之高的評價?
相同的文化觀念使他們的思想共鳴。張居正雖然從小受的是儒學教育,但他在許多文集中提出“法制無常”、“法無古今”、“隨時制宜”、“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其變不可勝窮”等,從中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儒學倫理的叛逆者。特別是他在理政十年期間,針對晚明政治腐敗的社會現實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更能看出他是一個求新、求變,不願循規蹈矩、墨守成規的改革傢。李贄從小受其傢族信仰——伊斯蘭教的影響,接受瞭西方的宗教文化。加之他出身於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福建,受自由觀較強的地域文化感染很深,形成瞭“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權威”的性格,不盲從教條,反對以孔子的是非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特別是他在所著的《戰國論》中,提出瞭隨著社會情況的變化,統治局面與政治措施也一定要相應改變的觀點,更是反映瞭他要求變革社會的進步歷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