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周敦頤收王安石做學生又能如何?還是拗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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拗相公王安石
宋室南渡後,士大夫普遍把帝國遭遇”靖康之恥“歸咎於王安石與他主持的新法,認為其變法聚斂民財,重用小人,鉗制言路,引發黨爭,使國事一發不可收拾。
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荊公見濂溪“一章中所述,可見此說在當時幾乎是士林公論:
王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餘謂濂溪知荊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荊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眾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濂溪即宋代理學開山之祖周敦頤,他生於1017年,隻比王安石大4歲,但道學之名早已遠播。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高中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度判官,是年才二十二歲。
王安石拜見周敦頤意欲問學當在其中進士前。康定元年1040年),周敦頤二十四歲,三年母喪守制完畢,出任洪州分寧縣主簿,此前他在潤州江蘇鎮江)。那麼江西臨川人王安石去見周敦頤,大概也就1040年至1042年之間,當時濂溪先生也還是位未及而立的青年,處理事情未達到中年的圓通,所以故意要挫傷一下”不可一世“的王安石的銳氣,三次都閉門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