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傢》到《寒夜》，​巴金​完成瞭從熱血青年到苦悶中年的轉身

“我寫文章如同生活。”“我寫《寒夜》，可以說我在作品中生活。”“我當時就住在主人公汪文宣居住的地方——民國路上一座破破爛爛的炸後修復的‘大樓’。我四周的建築物、街道、人同市聲就和小說中的一樣。……汪文宣的身上有我的影子，我寫汪文宣的時候也放進瞭一些自己的東西。”巴金的長篇小說《寒夜》1947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距今已整整七十年。與《寒夜》同時期，其他作傢的長篇小說創作也走向成熟。在由巴金故居、巴金研究會、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共同舉行的紀念《寒夜》出版七十周年暨四十年代長篇小說創作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聯芬指出，《寒夜》的敘事較巴金以往任何小說都具有更復雜的意蘊，“如果說《傢》中的大傢庭，是中國傳統傢族制度的標本，《寒夜》則提供瞭五四以後夫妻小傢庭的典型個案。”

”與《傢》一樣，青年一代依然是悲劇的承受者，但造成悲劇的原因卻發生瞭巨大變化，所謂‘封建專制的壓迫’——如高老太爺的專斷，馮樂山的虛偽都不復存在，悲劇進入到瞭日常生活之中，在夫妻長幼的性格、志趣、個性的種種差異中，人與人的矛盾沖突發生瞭，延續瞭，發酵瞭，最終釀成瞭不可挽回的悲劇。”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李怡說，寫作《寒夜》的巴金已不像寫作《傢》時那樣單純和絕對，從《寒夜》中甚至還能讀出巴金面對“傳統文化”的一種難以言明的復雜心態，這是《傢》的時代難以想象的。這樣的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的態度不僅見於《寒夜》，也見於《寒夜》時代的其他小說，例如《憩園》中的楊夢癡，按照《傢》的反叛邏輯，完全就是克安、克定那樣的“坐吃山空的敗傢子”，但面對這位依戀故園的“不肖之子”，巴金和他筆下的“我”一樣，少年的批判已轉化為中年的同情，“給人間多添一點溫暖，揩幹每隻流淚的眼睛，讓每個人歡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