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黃宗羲​碰到瞭霍佈斯

——十七世紀東西方對國傢的反思

黃宗羲所處的年代稍晚於霍佈斯，但可將他們視為同一個時代的人。

在二人共處的那個時代，他們的存在，雖未能交輝相映，卻也各自代表瞭屬於他們自己的那個世界，他們的思想，各有各的風采。不同在於，入清以後，中國思想就從黃宗羲倒退瞭。而革命的歐洲，則沿著霍佈斯的思想繼續前進，就這一進一退，改變瞭世界，影響瞭東西方的命運。

1640年，是世界歷史的一個關鍵年頭。在歐洲，發生瞭英國革命，而中國，也發生瞭清軍入關。這兩個事件，影響到歷史的進程，使英國成瞭世界歷史的火車頭，而中國則扳瞭倒車。

在歷史的轉折關頭，英國有個霍佈斯不失時機的向人類闡明瞭國傢主權的性質，在國傢這個歷史的火車頭上安裝瞭一部主權的發動機，其歷史作用，不亞於蒸汽機之於英國工業革命；同一時期，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也終於從浙東學派的發枝散葉裡，收獲瞭一枚改制的果實，那還是在心學重啟的故土，王守仁的故裡，後來發現瞭河姆渡人的地方——餘姚，出現瞭一種新生代的啟蒙與救亡運動，藉著對明亡的反思，重新認識王制，寫出瞭改制的新篇章——《明夷待訪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