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產與伯裡克利時代： 子產“稅賦新政”為何難以制度化？

■吳祚來

我們認識春秋時代的鄭國宰相子產，多是因中學文言文教材《子產不毀鄉校》這則名篇，它出自《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的政治開明與寬容精神，千古傳頌，令人心生敬意。

春秋時代的政治文明與法治

作為國傢鄭國)的“首席執政官”宰相)，子產是國傢利益的忠實捍衛者，上任之始前538年)，他就非常重視制定公正的稅賦收入政策：《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重新丈量土地，區別城鄉土地與戶口，以明確稅賦，這是最早的國傢稅收調節方式，即，讓富豪之傢，多交稅賦，而不富足之傢，得到資助。

這一公平而“先進”的稅收政策直接侵犯瞭一些人泰侈者)的利益，他們用惡毒的語言咒罵子產，子產的回應是“茍利社稷生死以”，意思是 “如果有利於社會百姓，生死都不計較”。

子產新政，多數人開始不理解，甚至要殺掉子產，3年之後，人們發現子產制定的政策公正合理，多數人利益並沒有受到傷害，所以，轉而尊敬子產，擔心他死後無人繼承他的事業。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的政治生態的脆弱，依賴一個人的政治，而公眾不致力於將一種合理的規則制度化、法定化，顯然是傳統文化的重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