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周敦頤收​王安石​做學生又能如何？還是拗相公

拗相公王安石

宋室南渡後，士大夫普遍把帝國遭遇”靖康之恥“歸咎於王安石與他主持的新法，認為其變法聚斂民財，重用小人，鉗制言路，引發黨爭，使國事一發不可收拾。

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荊公見濂溪“一章中所述，可見此說在當時幾乎是士林公論：

王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餘謂濂溪知荊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荊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眾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濂溪即宋代理學開山之祖周敦頤，他生於1017年，隻比王安石大4歲，但道學之名早已遠播。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高中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度判官，是年才二十二歲。

王安石拜見周敦頤意欲問學當在其中進士前。康定元年1040年)，周敦頤二十四歲，三年母喪守制完畢，出任洪州分寧縣主簿，此前他在潤州江蘇鎮江)。那麼江西臨川人王安石去見周敦頤，大概也就1040年至1042年之間，當時濂溪先生也還是位未及而立的青年，處理事情未達到中年的圓通，所以故意要挫傷一下”不可一世“的王安石的銳氣，三次都閉門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