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與汪國垣的詩詞唱和

郭沫若是新文學界的代表人物，其新詩集《女神》向來被文學史傢視為新詩走向成熟的標志；汪國垣是古代文學研究者，其近代詩研究一向為學界看重。而現代的古今之爭，一定程度上造成瞭舊體詩與新詩的二元格局。一個較有意思的現象是，郭沫若與汪國垣之間在抗戰時期卻有較多的詩詞交往，而他們的唱和圈還包括常任俠、金毓黼字靜庵)等人，常任俠也曾是新詩人，金毓黼是史學傢而愛寫舊體詩。他們唱和的方式是舊體詩。

抗戰時期新舊詩人之間的唱和，是個頗值得關註的現象，其背後蘊藏著豐富的文學史和思想史議題，這包括：郭沫若與汪國垣之間唱和的歷史契機是什麼？這與戰時環境有何內在關聯？郭沫若等新詩人為何重新大量寫作舊體詩歌？對這些問題的探討，有助於我們理解新文化人在抗戰時期的處境，以及新文化傳統在20世紀40年代的發展。要解決這些問題，需先還原郭、汪等人之間交往的歷史過程。

汪國垣，字辟疆，號方湖。在近代詩研究方面頗有建樹，除瞭學術上的研究外，他因與晚近詩壇有較為密切的聯系，其著作如《光宣詩壇點將錄》和《光宣以來詩壇旁記》等，不僅點評頗為獨到，也保留瞭許多詩壇掌故與史料。他不僅工詩學，創作也甚富，據其弟子程千帆在《汪辟疆文集》的後記中介紹，其詩作達1400餘首，惜“文革”期間被抄沒，僅剩殘餘。在程千帆整理的《汪辟疆文集》中，輯有《方湖詩鈔》，該詩鈔保留瞭他與郭沫若之間的唱和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