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如何治《春秋》？

顧炎武資料圖)

顧炎武自稱”五十以後，篤志經史“《亭林文集·與人書二十五》)。顧炎武五十歲那年，也就是1662年，發生瞭很多事。南明永歷皇帝遇害，鄭成功病逝，李定國病逝，魯王朱以海病逝，明朝復興幾無可望。於是，顧炎武全身心投入到經史研究當中，以求發明大義，明道救世。他一再強調所著《日知錄》是為後之興王所準備的：”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日知錄》自序)這與孔子於獲麟之後，自嘆”吾道窮矣“，然後”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何等相似！顧炎武此時可謂與孔子心有戚戚焉，孔子當年作《春秋》之事成瞭他效仿的對象。

由此在群經之中，顧炎武對《春秋》尤加垂意。他曾說”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日知錄》卷七)。顧炎武對《春秋》的重視，也正與其治學宗旨及其對《春秋》的認識緊密有關。顧炎武反對”明心見性之空言“，主張”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答李子德書》)，提出瞭由音韻文字而通經的治學路徑，開乾嘉學術之先聲。但顧炎武的學術旨趣實與乾嘉之學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強調”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與人書二十五》)，主張”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亭林文集·生員論中》)，也就是說，通經致用、經世濟民才是顧炎武治學的終極目標。顧炎武有一句著名的論斷：”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亭林文集·與施愚山書》)此說固是對宋明理學的一種批判，但同時也表達瞭視經學為義理之學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