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資治通鑒札記17​ 商鞅​舌戰甘龍司馬光和司馬遷記敘有何不同？

顯王十年壬戌，公元前三五九年)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按：我們更應該問問是哪些秦人？占瞭全部秦人的 比例多少？大凡類似事件的討論者都喜歡用某人之論，但是很少對某人在繼續去分析。如孝公不樂變法，商鞅豈能入秦？“秦人不悅”這四個字實在是大謬。但我們看到即使是古人也未嘗不重民意。以民意而為大政變更之指針，卻是司馬光有見地之處。然沒有說清是什麼樣的秦人不悅，則是其狡猾之處。邏輯上我們知道其實是所謂以偏概全之謂也。想必司馬光之反對王荊公變法，也比說“宋人如何之。”然，大政之變首推民意而非君意天心，皇帝在這些以司馬光為首的大臣眼中究竟是什麼，不問可知瞭。宋代的理性思維，未嘗不是對皇權的一個威脅——立項剝奪瞭皇權的神秘性，自然也剝奪瞭至高無上的地位。歷史就是這樣的矛盾，一方面我們知道宋朝將君權集中到一個新的高度，但是這樣理性的思維卻將皇權從意識形態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上趕瞭下來。對比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最明顯不過的。下面這段衛鞅的廷議之論是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簡單說，與司馬遷《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