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產​為什麼要鑄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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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首先要感謝人大國學院提供這麼一個平臺，可以和大傢交換意見。現在我隻能夠根據我們今天的題目，“儒法治道思想及其當代價值”做一些總結。好些人都在討論儒傢跟法傢對立的問題、儒傢跟法傢融合的問題。在這裡，我想提一些觀點，讓大傢來理解，儒法兩傢在整個歷史上的發展情況。

關於法傢的開端，雖然《漢書·藝文志》將李悝視為法傢的第一人，但是中國的法傢最初應該是從子產鑄刑書開始的，因為那時候有瞭公佈法。為什麼這麼講？子產之前的時代是不是有成文法，是可以有爭論的，但是有瞭公佈法之後一定是成文的。叔向批評這一個公佈法叫做“民知有辟”。如果它不是成文並且公佈的話，百姓怎麼知道呢？“民知有辟”，“辟”就是罪，百姓知道犯瞭罪就會被處罰。於是，“不忌於上”的重要觀念出來瞭，“不忌於上”就是罪刑法定。所以，子產鑄刑書，中國的法律思想就已經有瞭罪刑法定的觀念。不但罪刑法定，而且還可以互相打官司，百姓可以不接受控告，也可以不接受裁判，還可以打官司。鄧析很擅長打官司，成瞭名傢的第一人，甚至“欲勝則勝之，欲敗則敗之”。子產鑄刑書，在中國法治思想史上是一個重要的節點。法傢在先秦時期已經提出瞭依法行政的法治觀念。韓非子講到法律必須是“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太史公也講法傢是“君臣上下，一斷於法，而尊尊親親之恩絕矣”。這表明，從宗法封建制度以來的價值倫理觀斷絕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