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眼中的​屈原​及楚辭

楚辭文獻傳入日本的時間很早。日本學者藤野巖友曾著文說明楚辭已經對七世紀成書的《懷風藻》和《日本書記》等產生瞭影響。《大日本古文書》卷一《寫書雜用帖》載：“《離騷》三帙，帙別十六卷。天平二年七月四日，高屋連赤磨。”從卷數上看，此處所謂《離騷》，當即《楚辭》。“天平二年”為公元730年，即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此乃日本著錄《楚辭》之始。但真正意義上的楚辭研究應當從江戶時代才開始。石川三佐男教授曾統計江戶時期與楚辭相關的漢籍“重刊本”及“和刻本”達七十多種。“和刻本”是指古代日本翻刻的漢籍。從整個漢籍在域外的傳播來看，和刻本是其中最活躍、最發達的一個系統。《楚辭》的和刻本中比較著名的有五山本、正平本等。

江戶時期楚辭研究之所以能得到日本學者的重視，這同德川幕府將儒學特別是“朱子學”定為“官學”有很密切的關系。《楚辭》在江戶時代最早的翻刻本是朱熹的《楚辭集註》，藤原惺窩另取《註解楚辭全集》為書名，於慶安四年1651)京都村上平樂寺刊行，這是日本最早的《楚辭》訓點本。

江戶時期日本的學術研究是以中國文化為母體，通過直接閱讀中國的典籍來學習中國文化，並用漢字書寫研究成果，同時以模仿中國文化為能事，如作漢詩、漢文，習書法等。對文學作品的品評也是嚴格遵從中國的價值標準。這個時期的日本學者根本就沒有把中國文化當作外來文化對待，他們不自覺地嘗試融入中國文化之中，試圖從學習和模仿的層次進入參與和創造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