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禾：​魯迅​與國民性理論質疑

《阿Q正傳》是20世紀中國文學文化遺產的代表。誠如李陀所言：“漢語裡原本沒有‘阿Q’這麼個詞，它是魯迅先生造出來的，但是，這個詞一離開魯迅的筆下，就在千百萬人的口說和書寫中被千百萬次引用和使用，並由此派生出更多的詞語和話題——這讓人聯想起由一顆冰礫的滾動而引起的一場雪崩。”

國民性理論也由於千百萬次的引用，牢牢鉗制住瞭大多數讀者和批評傢。批評傢根據魯迅要改變國民性的願望，稱《阿Q正傳》是關於中國國民性的集大成之作，並從魯迅文集中拿出作者自己的言論，去證明阿Q是國民性的具象。但很少有人註意到，這樣的文學批評一邊鞏固瞭國民性理論，一邊使學者重蹈魯迅當年的道德困境。魯迅觀看圖片或幻燈的噩夢在文學批評中不斷上演：批評傢心甘情願地充當魯迅小說中國民劣根性的看客。由於魯迅如此有力地描繪出主體的分裂，因此，看與被看的暴力形態必然也在讀者和批評傢那裡一再得到精神分裂式的呈現。

舉例來說，批評傢將阿Q對體面的重視當作魯迅有關中國國民性的中心立論，於是故事中滑稽有趣的段落似乎就都得到圓滿的解釋。比如“他想：孫子才畫得很圓的圓圈呢。於是他睡著瞭。”這段描寫當然表現瞭阿Q主義的精髓，但同時，它又如何說明瞭中國國民性呢？幾乎可以肯定地說：西方傳教士話語來到之前，“重臉面”在文化比較中還不是一個有意義的分析范疇，更不是中國人獨享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