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哲學是中國哲學“原型”

周公在“制禮作樂”中實施“仁德之政”，重點不在隻求修養個人“心性”，是踐“外王”而兼“內聖”的。唐宋之前，儒門一直“周孔並稱”。而宋明理學凸顯儒門修煉“心性”側面，於是改“周孔並稱”為“孔孟並稱”。周公此後被冷落，一方面是由於宋明知識分子在皇權高壓之下需要凸顯其“理”對於權“勢”的獨立、糾校和抗爭，另一方面是由於周公在成王年幼時曾“王”，為皇室所忌諱。

作為“五四”後影響較大的中國哲學史教科書，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為簡便起見，也從孔子開始講，周公哲學仍為盲點。現代新儒傢，則也是“接著宋明理學往下講”，在他們那裡，周公仍然處於面目不清狀態。

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提出，全球各民族哲學的誕生大體經歷過“神話期”、“宗教神學期”和“哲學期”三段；錢穆先生也有大致相似的看法。這種理解孕育著對“哲學原型”均源自宗教神學的理解。傅斯年提出《周誥》、《大雅》中基於“天命論”的“民監說”是“人道主義之黎明”，“周公所言特是人道黎明中之一段記載”。他已經認識到，周公“天命論”已是高楠順次郎所講“宗教神學”邁進“哲學”的產物。徐復觀說，“我認為中國哲學思想的產生，應當追溯到殷周之際”，這句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是對周公哲學作為中國哲學最早形態的明確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