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傳播

在中國史學近代化過程中，各種不同的傾向幾乎是齊流並進，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傳播則是其中的主流。郭沫若在1928年旅居日本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歷史，至1978年逝世為止，在整整半個世紀中，他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作出瞭重要貢獻。

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郭沫若開辟瞭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國歷史的科學道路。他在1929年寫成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首次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立場和方法，系統地闡述殷周史的發展規律以及重要社會問題，為殷周史的研究奠定瞭初步基礎。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自序》中寫道：隻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是紅黃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組成的社會也是一樣。中國人有一句口頭禪，說是“我們的國情不同”。這種民族的偏見差不多各個民族都有。然而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什麼不同①。

在國內外的反動派都在叫囂共產主義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時候，郭沫若發出瞭如此鏗鏘有力的聲音，不僅極大地鼓舞瞭一切進步人士對革命的勝利和信心，更告訴人們中國古史的研究也必須以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來指導。在郭沫若看來，殷代階級制度雖已逐漸抬頭，但還處在氏族社會末期，他之所以作出這個結論，除瞭因為對殷代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水平估計過低外，顯然還由於受瞭王國維的“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制度論》)的觀點影響。他的這一看法，在當時雖然受到瞭不少人的反對，但其影響卻是很大的。所以，後來當郭沫若自己已經放棄瞭這一結論時，還有人仍然堅持這個觀點，便是其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