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的史學觀

顧炎武《日知錄》說:“唐穆宗長慶三年二月,諫議大夫殷侑言:‘司馬遷、班固、范曄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廢絕,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通典·舉人條例》:‘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幷劉昭所註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並《貞觀政要》共為一史。’今史學廢絕,又甚唐時。若能依此法舉之,十年之間,可得通達政體之士,未必無益於國傢也。”

《日知錄》素稱學問巨著,但卻不是為學術而學術,乃是關乎實事的。顧炎武認為,史書(司馬遷、班固等)是勸善懲惡的,僅次於六經。這說明什麼呢?這表現瞭古人的傳統認識。一個,歷史是善惡的總集,不僅是對前代善惡的匯總(賬本),而且是對後人的善惡的告示。像春秋就是勸善罰惡的。另外就是中國的經-史傳統,所謂思想與史實的固定關系,經當然是宣佈思想的,比如說儒傢經典,就是儒傢思想的表達;而史實就是歷史的、過去的事實,隻有合乎事實的才是真思想,不是偽思想,經-史的傳統固定關系就是這樣。